今天，2016 諾貝爾文學獎即將揭曉。博彩公司關于這個獎項的賠率榜曝光——日本作家村上春樹以 1 賠 5 的賠率，再次高居榜首。

　　而看客們都覺得很自然，日本人，已經常年成為諾獎的關鍵詞。

　　比文學獎更為猛烈的，是諾獎的自然科學獎——從 1949 年開始，日本有 22 位科學家 ( 包括 2 位日裔美籍 ) 獲獎。

　　是不是很牛?還記得當年那個瘋狂計劃嗎?

　　2001 年，日本推出了第二個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明確提出日本在 21 世紀前 50 年里獲得 30 個諾貝爾獎的目標。

　　在過去的 17 年里，日本這個計劃像是按下了快進鍵，拿下了 17 個獎，在三分之一的時間里，完成了一半以上的進度。日本已經成為繼美國之后，世界上獲得諾獎次數第二多的國家。

　　這是為什么?

　　錢報記者請來了兩位曾經留日的教授——浙江大學醫學院劉偉教授、中科院武漢物理與數學研究所曹更玉研究員，他們講述了一些很小的故事，其實蠻能看出些道道。

　　不要總去問 " 有沒有用 "

　　只是去弄明白 " 為什么 "

　　記者統計了日本 22 位諾獎得主的學術背景發現：21 世紀后，日本諾獎自然科學獎獲得者的研究成果，大都是在上個世紀 70~90 年代取得的，比他們的獲諾獎時間要早二三十年。比如這次獲獎的大隅良典，他的獲獎研究成果實際上也是上個世紀 90 年代初，在東京大學工作期間取得的，距今已有二十多年。

　　大隅良典不止一次在各種場合表示，希望現在的年輕研究者要有探索、開拓的精神，不要總去問 " 有沒有用 "。他總結自己的探索經歷，有一段話充滿了畫面感——

　　" ( 小時候 ) 熱衷于飛機模型、半導體收音機的制作，夏天喜歡在小河里撈魚、捕螢火蟲、采集昆蟲，手持網子在野外一走就是一天。采筑紫、野芹菜、木通、楊梅、野草莓，能夠感受自然的四季變遷。抬頭看見滿天的星星，可以很容易辨認出星座，銀河像地上的河流一樣奔騰。"

　　大隅說：" 當時沒有想過，但今天作為自然科學專業的分子生物學的研究者，這樣的體驗，就是一切的原點吧。"

　　2002 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小柴昌俊說，他人生最難忘的經歷就是小時候在學校后山與同學追逐賽跑、拔農家蔬菜、肆意玩耍的那段時光。

　　對大自然和周圍世界保持一顆好奇心，是引領諾貝爾獎獲得者走進科研世界的原始原因。而這樣的一份好奇心得以保持并發展，就不得不提日本的教育。

　　曹更玉回憶，1997 年開始，他在北海道大學讀博期間，女兒在日本上小學。" 日本小學生沒有作業要做，每天放學回來就是玩。今天大家來我們家玩，明天去另一家，就這么輪著玩。日本的孩子以自己有一個擅長的興趣愛好為榮。"

　　劉偉頗有同感，日本的基礎教育十分重視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很多學校動員教師都參加到課外俱樂部活動的指導之中，甚至有些學生活動 ( 如全國高中棒球賽、全國學生與兒童發明展等 ) 成為全體國民關心的盛事。

　　劉偉在名古屋大學讀博士時，助教是一位年輕的日本父親，叫加藤。

　　加藤有一兒一女。當時三歲的女兒非常喜歡花。加藤夫婦發現這一點后，常常有意識地帶女兒去植物園觀察各種花朵。每年生日，他們送給小朋友的禮物，都和花有關，并鼓勵孩子，" 你可以自己收集、研究花朵 "。

　　想想也是，如果有人問，你擅長什么?你想了半天只好說 " 學習 "，大概也會蠻遺憾的吧。

　　" 先生 " 代表最崇高的職業

　　高薪酬，有尊嚴，很自由

　　" 先生 "，發音 "Sen se" ，日語和中文一樣，這個詞是對知識分子的尊稱。

　　劉偉告訴記者，在日本，能夠被稱為 " 先生 " 的，是社會地位最高的職業——老師、醫生、國會議員、律師等。

　　" 如果聽說你是大學教授，大家都會立刻表現出尊敬、崇拜的態度。" 曹更玉和劉偉都提到，在日本，知識分子地位崇高。目前日本市面上流行的 2004 版日元紙幣上印有的人物，沒有一個政治家，全部是思想家、科學家、作家、教育家 ……

　　比如 1000 日元上，印著野口英世。他是日本細菌學家、生物學家，他在非洲研究黃熱病時，因傳染上病毒而去世。他的墓碑上寫著：" 他畢生致力于科學，他為人類而生，為人類而死。"

　　先生們享受薪酬待遇高，不用為了生計疲于奔命，才敢專心搞創造;更重要的是，他們做學術有尊嚴。

　　" 比如做基礎研究，有時候不需要龐大的隊伍，小作坊式的團隊就夠了。" 劉偉說，像他從事的生命科學研究，要根據自己隨時產生的想法，開始時不需要強烈的目的性和方向性。" 這是學者希望擁有的科研環境。

　　日本最強的研究型大學，始終是把目光投向世界前沿，并把它與教學緊密地結合起來。日本高校教授在從事科研過程中，自由度相當高。

　　在日本，高校老師不會因為在一段時間內沒有出科研成果而擔心受到冷落或失去飯碗，在研究過程中，也很少受政府和社會的諸如考核、評價等干擾，可以長期潛心從事研究。

　　日本的科學技術基礎計劃，并不是由政府直接參與管理、評審，而是由專業機構進行。高校等科研單位，對學者的珍惜與愛護，體現在許多 " 不拘一格降人才 " 的政策上。

　　綠色熒光蛋白的發現者下村修，1960 年被名古屋大學破格授予理學博士學位，但他當時只是名古屋大學理學部的一名進修生。正是因為有了這張博士文憑，下村修隨后才得以前往普林斯頓大學做博士后研究，并最終發現綠色熒光蛋白。

　　藍光二極管的發明人之一赤崎勇，從松下技術研究所調回名古屋大學時已年滿 51 歲。為了支持他開展化合物半導體研究，名古屋大學花巨資專門為其建造了一間無塵實驗室，而之后赤崎為名古屋大學培養出了一名年輕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天野浩。

　　經濟形勢雖然嚴峻

　　科研投入依然堅挺

　　經濟發展，對科技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萍嫉陌l展需要足夠的優秀人才、先進的實驗儀器設備和充裕的研究經費，這些要素無不需要堅實的經濟基礎。

　　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的周程教授，曾帶領研究生做過相關研究、調查——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政府制定了著名的 "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推動經濟以近于 10% 的年平均增長率持續高速增長。同時，日本還制定了與此目標相呼應的 " 振興科學技術的綜合基本政策 "，提出要力爭將國民收入的 2% 用于科研。

　　1975 年，日本的研發經費總額 2.62 萬億日元，占國民收入的 2.11%，超過了法英兩國的研發經費總額，步入科技大國的行列。

　　即使是在 20 世紀最后 20 年，面對著泡沫經濟崩潰之后嚴峻的經濟形勢，日本政府也依然不吝嗇于科研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