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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一家知名電視臺工作的王里佳至今仍記得小時候剛從中國來日本時，看到日本電視臺播出的世界各地的新年報道，“輪到中國是播放人們在吃瓜子，主持人就評論說，‘(只有瓜子吃)太可憐了’”。“我就很生氣，吃瓜子明明是很開心啊。后來長大一些就想，自己要是成為記者一定要報道真實的中國，不是那種戴著有色眼鏡來看的中國。”王里佳說。
華人記者王里佳的故事，向人們展示了中日關系的另一個側面。
正在進行現場報道的王里佳(供圖 王里佳)
從被誤解到受尊重
王里佳是日本某主要電視臺國際新聞部的出鏡記者，也是該電視臺錄用的第一名華人正式職員。
“我希望進入日本主流媒體工作，是因為從小在電視上看到的關于中國的報道都太偏頗了。”她說。
2010年入職以來，王里佳參與過日本3·11大地震、朝鮮領導人金正日去世、東京申奧等重大事件報道。“不過，臺里最希望我做的還是涉華報道。”她介紹說，“我們臺的體制是設有多個新聞部，還有多個節目組，各節目組會向新聞部咨詢新聞線索。經常有節目組來問我，有沒有關于中國的有趣話題。比如中國年輕人關心什么，中國的社交媒體上流行些什么，中國的先鋒藝術家是誰，等等。”
“其實1990年剛到日本時，周圍的同學、朋友就常常問我中國的事情。”王里佳回憶說，“從幼兒園到小學，都只有我一個中國孩子。同學、朋友都對中國很好奇，甚至會問我，在中國吃不吃得飽、洗不洗澡等問題。我就很納悶，解釋給她們聽。升入中學時也還是差不多，比如會問我中國是不是也有汽車?；貒接H帶了點心給日本老師，也會被問，‘這安全嗎?可以吃嗎?’不過到2001年我升入高中時，也就是北京申辦奧運會成功的時候，我發現同學說的話開始變了!‘想去一次中國’;‘好羨慕你會中文呀’;‘(會中文)考大學時也有優勢’。我從身邊朋友的問題，也深深感到祖國的發展和變化。中國越強大，海外華人就越能得到尊重。”
去年4月，正在休產假的王里佳看到在日本的中國記者分享的一條關于北京小伙子于世彤到熊本地震災區做志愿者的中文消息，覺得有助于改善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印象，于是馬上向電視臺報告。
“他曾到汶川地震災區做志愿者，從電視上看到熊本地震，收拾行李就過來了，第一次來日本，一句日語也不會說，晚上睡在避難所里，白天騎車去做義工。”王里佳說。后來她所在的電視臺對于世彤的事跡做了播報，收到很好反響。
“知華記者”受到歡迎
王里佳2004年升入大學，堅定了成為媒體人的志向，并在大三時到北京大學學習一年，加強中文學習和加深對祖國文化的理解。2007年到2008年，她還休學一年，在日本電視臺的北京事務組實習，并參與了北京奧運的報道工作。
“從體育場館建設、城市面貌變化，到會場供餐的安全確認，到開幕式順利舉行，那一年里我見證了北京奧運的點點滴滴。在會場看開幕式和圣火在各地傳遞的影像時，我真的熱淚盈眶。奧運終于在我的祖國順利召開了，我為之自豪，也知道那背后有多少人的努力和辛苦。”王里佳說。
大學畢業后，王里佳過五關斬六將，終于成為日本某大電視臺錄用的第一名華人正式職員。她坦言，除了她個人展現出來的素質和能力，日本媒體對中國相關信息和“知華記者”的強烈需求，也是她能夠脫穎而出的原因之一。
入臺后，按照所有新人記者都要體驗一年買盒飯、端茶送水的助理編輯的規矩，她在知名節目組見習。“打雜”了一年，隨后開始了連軸轉的報道生活，其中大部分與中國有關。
“中日關系非常脆弱，也正因此，更需要兩國的媒體客觀地傳達真實的情況。2012年，日媒大幅報道中國的涉日游行，很多日本人覺得到中國會很危險，也為在中國的日本人擔心。但我在中國的日本朋友卻告訴我，其實游行只是一個側面，他們身邊的中國朋友不僅沒有排斥，還都非常關心他們。友好的聲音遠遠超過不友好的傳言。這些我都反映到節目里。”
王里佳也參與了北京霧霾問題的報道，介紹北京市環保局負責人到日本考察汽車尾氣檢測的最新技術和管理體制等，如實展現了北京市政府解決霧霾問題的決心。
工作之余，王里佳還牽頭創立了從小赴日的華人青年的團體“小龍會”。
她說：“小龍會已經成立快7年了，有50來個成員，大家基本是上世紀90年代初隨父母來日本，在日本的各個行業，比如互聯網、貿易、金融、IT等等，都發展得很好。我們在一起，用中文聊天、唱中文歌，也是一種練習。因為畢竟從小來日本，說中文機會不是那么多。”
說起“小龍會”的命名，王里佳說，是幾個成員一起想出來的，“我們都是龍的傳人，祖先的基因永遠維系著我們。大家有共同的經歷和感受，大家都認識到自己的言行肩負著傳播中國形象的使命，希望一定要成為中日友好的橋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