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新聞]進入7月之后，與天氣一樣火熱的是“約談”。短期內，教育部、國家工商總局、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紛紛使出了“約談”手段。以前只是偶爾進行的約談，為何突然密集了起來?約談究竟是什么，為何逐漸受到政府青睞?

　　約談密集呼應改革節奏

　　7月2日起，教育部陸續約談75所高校的負責人，督導黨風廉政建設。7月10日，國家工商總局約談阿里巴巴、京東等10家電商，要求其落實“7天無理由退貨”。緊接著，有媒體發布消息稱，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于7月11日、15日分別約談了7家互聯網電視集成業務牌照方。7月是部委們的“約談季”，約談頻次明顯增加。

　　約談之前偶爾見諸報道。2007年，國土資源部對12個縣市(州)一把手約談，中央層面的約談開始進入人們的視線。隨后2011年國家發改委采用約談手段以期穩定物價。2013年住建部對部分房價上漲過快的城市進行約談。之后，越來越多的部委加入約談的行列。據統計，截至目前國務院部委中至少有20個部門進行過約談。

　　為何短期之內有如此密集的約談?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贠杰向本報分析說，大批量的約談其實與中國目前改革的大背景有關。中共十八大之后各領域的改革都在緊鑼密鼓地進行，雖然有路線圖、時間表，但執行環節還相對薄弱，所以，約談機制加緊實施，其他形式的督查手段也在運用。政策督查是7月16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的主題，這說明中國對政策的執行和效果越來越重視。

　　非處罰也非行政干預

　　約談究竟是一種什么手段?為何逐漸受到政府青睞?國家行政學院法學教研部教授楊偉東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說，約談是一種監督檢查機制，放到更大的層面上而言，是監管者與被監管者直接溝通交流的機制。約談可能發生在問題產生之后，用于解決問題;也可能是監管者想要進一步了解被監管者的具體狀況。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莫于川將目前的約談分成兩種，一種是行政系統內部的約談，比如國土資源部約談各縣市負責人;還有一種是行政指導行為的約談，比如國家工商總局對電商的約談。

　　楊偉東認為，約談是一個中性的詞，不等于處罰，“談約色變”實無必要，約談也不應該被扣上行政干預的帽子。贠杰也表示約談是行政監管的一種方式，“當面臨全面性的行政執法中出現的問題時，約談是很有效的溝通手段。”他認為，當務之急是為約談建立一個制度性的規范。

　　“不論是一對一的約談，還是集體約談，都有三個優勢：其一，靈活有彈性;其二，能夠面對面說清問題;其三能夠建立互動機制。”楊偉東說。

　　不只談天還有約束

　　約談是只談天沒有約束嗎?約談之后會發生什么?我們可以從一些后續報道中找到答案。

　　在被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約談之后，芒果TV相關負責人表示，將按照總局政策在7月19日前執行非內容牌照視頻軟件、聚合軟件的下架，廣電總局的約談得到實質性呼應。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認為，約談也有一定的威懾力，因為是上級對下級談話，有權力行使的方向。

　　在有的專家看來，約談是“先禮后兵”的。贠杰認為約談要注重政策的落實、反饋與監控。如果效果不理想，政府還需要采取進一步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