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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局長：即理解農民難處，又因空氣質量墊底苦惱
“秸稈燒得厲害的時候，到處黑煙滾滾。晾在院子的衣服是臟的，床上也都是飄進來的草木灰，一到夏收秋收就是這個樣子。要禁燒我當然支持。”蔣茂芳在村里跟農民宣傳秸稈禁燒政策時，一位70歲的老農民這樣跟他講。
可老農話鋒一轉：“大家都燒，又不多我一把火。不燒我怎么辦呢?我這么大年紀，把秸稈從地里運出來太難了。”
對這個困難，蔣茂芳十分認同：“到秸稈收儲站一看，就能算得出來，農民送來滿滿一手扶拖拉機的稻草，賣不到200塊錢，頂不上個油錢和人力。更何況現在農村壯年勞動力越來越少，一把火燒掉最省事。”
可作為環保局長，對秸稈露天焚燒帶來的環境之苦，他感受同樣深刻：從5月到11月，荊州一度烽火四起、煙塵蔽天，高速封路，空氣質量常年在湖北省墊底。
“從效果看我們完勝，可行政高壓能持續多久?”
從去年秋收開始，荊州開始鐵腕治理秸稈禁燒：每戶村民都簽了不燒秸稈承諾書;超過1萬名各級干部和工作人員在田間地頭巡查，每天晚上11點后才回家;僅今年以來，280余名各級干部因秸稈禁燒工作不力被問責;出現一個火點鄉鎮扣5000元，1畝黑斑扣10萬元……
重拳出擊，今年夏秋兩季，荊州的秸稈露天焚燒面積不到耕地面積的萬分之一，空氣質量優良天數大幅躍升。但蔣茂芳的感受十分復雜：“從效果看，我們完勝，可是農民做了犧牲。干部的行政成本很大，農民的利益與禁燒的效果如何平衡?行政高壓的政策能持續多久?”
“雖然每畝地有10塊錢補助，也有收割粉碎的農機補貼，但整體而言給農民增加了額外負擔。”蔣茂芳說。
“每次約談干部前，我總是先跟他們道歉”
與此同時，基層干部的壓力也很大。
“秸稈禁燒工作做不好，干部要問責”的觀念已深入人心，有的村民與村干部不和，甚至故意在自己地里點火，再打電話舉報。
“夏收中間有‘五一’和端午節，秋收中間有國慶節和中秋節，可是因為秸稈禁燒工作，這些節假日我從來沒有休過。日常更是起早貪黑，沒有補助，還承受了問責的壓力，更何況基層還有很多工作要做，確實快扛不住了。”一位鄉鎮干部告訴記者。
這也是全國農業地市的類似困境。
“每次約談干部前，我總是先跟他們道歉。問責了干部，我自己也很自責?？墒沁@項工作能松弛嗎?不能!”蔣茂芳說。
蔣茂芳的憂慮不是憑空來的。國慶節過后，稍一松懈，僅松滋縣某鎮一天就燒掉了200多畝秸稈。最后該鎮干部被移送縣紀委處理，處理結果是：停職一個月，專門去管秸稈禁燒工作。
對于開拓秸稈的綜合利用渠道，荊州市也采取過許多補助辦法，粉碎還田、制作蘑菇基料，甚至還配合在城區工業企業禁煤，鼓勵用秸稈制成的生物質燃料。
但困難依然很多。要么是消耗量有限，要么是商業推廣上存在困難，要付出不小經濟代價。
“秸稈露天焚燒治理，不能把所有的困難壓到農民和基層干部身上。”蔣茂芳說，“環境保護是意識的培養，農民都為環保做出了貢獻。希望能像糧食補助一樣，給農民多一些秸稈禁燒補助，這本是他們為改善環境做出奉獻后應得的。”
全國頻出禁令，有地方動用無人機上場
與湖北荊州相同，全國各地政府“禁燒令”，狠招怪招頻出，動輒數萬干部進村入戶查，千萬資金撒進去補，數十萬財政資金扣，一個火點罰款百萬，約談干部拘留農民，有的還動用了高科技手段。
比如陜西西安市環保局建立了市、區(縣)兩級秸稈禁燒現場執法檢查隊伍，全市巡查監督，并根據衛星遙感監控信息和群眾舉報，現場核查認定著火點。渭南市環保執法人員首次使用無人機巡查監測。而陜西興平市，安裝在各角落的30多個紅外激光高速攝像頭猶如30個“千里眼”，居高臨下，360度無死角監控，24小時全面遠程監控秸稈焚燒。興平市環保局局長楊豐碩說，該系統能將禁燒情況通過實時畫面盡收眼底。
燒還是不燒?真的左右為難
然而，“秸稈季”里的“燒”與“禁燒”依然膠著難緩。
1999年，環保部出臺禁止露天焚燒秸稈規定，一些地方因秸稈“禁燒”工作不力，干部被處罰，地方財政資金被扣甚至罰款。
當這些規定被指有“一刀切”之嫌時，可不禁止也面臨尷尬。比如湖北荊州，過去每年5月到11月，當地有半年時間被燒秸稈困擾，“嚇”跑了好幾個招商引資項目。
最大的問題是，16年來，年年禁燒年年燒，今年涉及的環保形勢仍不容樂觀。
中國氣象局國家衛星氣象中心發布10月12日至18日期間的監測數據顯示，我國秋糧收獲地區秸稈焚燒火點226處，涉及河南省、河北省、安徽省、山西省、山東省、湖北省6個省，與去年同期的21處火點相比，增加了976%。
有秸稈發電項目為套取補貼，直接用煤炭發電
經過30多年的發展，中國農村能源結構“石化化”“電力化”，生活方式“城鎮化”。不少農村煮飯不用燒柴，建房不用蓋草，牲畜吃工業化飼料，沼氣池因人口外出增多而蕭條。秸稈傳統的能源和材料功能快速消失，成為只能焚燒的“垃圾”。
農業部農業生態與資源保護總站2012年一份評估報告顯示，當年我國主要秸稈總產量為9.2億噸，可收集量為7.9億噸，但是分布在全國各地的農村耕地上。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廣州能源所研究員陳勇認為，秸稈資源分散，運輸受限制，這些使得秸稈天生受局限。
秸稈看起來價格便宜，但綜合計算下來，確是“昂貴的原材料”。前幾年大批項目上馬，今天企業存活不多。
業內人士孔述透露，一噸秸稈在收儲點收購價為260元/噸，有的漲到300元/噸，蘄春縣內運費80元/噸，上車費下車費約150元/噸，到廠價500元。如果走高速公路到外縣收，到廠價要600元一噸。一噸秸稈發電825度電，收入619元。
“拋開別的成本不計，一噸利潤在100元以內。如果沒有國家補貼，沒人會干這個產業。”孔述說。
中國農村能源行業協會副會長熊建說，秸稈做生物質燃料，國家有補貼，每噸生物質成型燃料補140元一噸。很多企業都沖了進去，有的企業一年干到100萬噸，一年補助了1.4億。2013年，國家對生物質成型燃料的補貼取消，行業開會從原先幾百人變成現在十幾人。
有業內人士透露，一些所謂的秸稈發電項目實際上基本上都是購買木材、建材廢料等充當原料，每年只象征性收一下秸稈。有的甚至直接用煤炭發電，套取國家對秸稈發電的補貼。
“不這么干，很難存活。”該人士無奈地說。
